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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老相框”的故事

来源:甘州区区志办    发布时间:2017-05-26 15:15    阅读次数:    选择字号:T|T

我家的“老相框”故事

 

(父亲黄守仁,享年73岁)

 

 

 

(母亲  申秀芳(右),现年91岁,左为作者)

 

 

(摄于80年代三世同堂全家福)

 

 

 

 

 

摄于新世纪的四世同堂全家福

 

80多岁时的老母亲与儿女们的合影)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老相框背后的故事

我是甘州区碱滩镇永星村人,这个老相框其实并不老,它产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、九十年代、新世纪等各个时期,但这个相框记录下了我们家庭走过的那个时代里的吃、喝、拉、撒等点点滴滴的生活,下面我就把我的父母对我们这个家庭的影响故事讲给大家。故事虽不动人但很真实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感念父亲     

父亲是在70多岁时,因患肺气肿病去世的。那时,这种病在农村很普遍,得了这种病的老人,最怕的就是冬季来临,病情将因气候的变化而变化,天越冷病越加重,每到冬季就是他们灾难来临受罪的日子。

父亲去世虽已20多年了,在这20多年的日子里,父亲的影子却始终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,总是出现在我的梦境中。使我看到父亲那饱经风霜的脸上,一道道深深的犁沟沟,记载的是父亲的年轮。还有那爬满“蚯蚓”似的脖筋,显着父亲曾经度过的沧桑岁月。他那双粗糙干裂的双手就像耙子似的总是无法伸展。身子虽早已佝偻,但却很是刚强。特别是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,严厉中带着慈祥的目光,总在时时刻刻盯注着我的一言一行,这就是我的父亲。

在父亲去世的那天晚上,正好我在单位值班,没陪父亲度过那最后一个晚上,成为我做儿子最大的憾事,就这样父亲走了,也没给我留下任何遗言。其实,我知道父亲也再没啥说的,要说的话平时已给我们都说过了。虽然我在父亲去世时没在他身边尽到孝心,但我知道,我父亲他是不会怪罪我的,因为我的父亲理解我这个“公家”儿子的。

父亲养育了我们兄弟妹子五人,说实话,他手中的“牛扎鞭子”就是我们子女成长中的“教条”,我们只有规规矩矩做人和做事,不能有半点偷鸡摸狗、见不得人的事发生在我们家庭。用父亲的话说:“做人就要像个人样,说话像个话样,农民就要像个农民的来派,能起得早吃得苦睡得晚。学生就要像个学生的样子,学下知识才是真本事。”因此,在我父亲那“法西斯”的鞭子下,我的大哥成了一名教师,二哥当了兵,三哥在家劳动,我和妹妹是“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”。后来也都有了工作。我可以说我们一家人,从过去到现在在社里邻居们的眼里,我们一直保持着“一家好人”的荣誉。

1983年,我刚好高中毕业,因没考上大学,正好是包产到户时,我务了农又给家里增添了一个劳动力。1985年,我家种了2亩西瓜,在一个炎热的夏天,我赶着毛驴车,拉了一车西瓜走村串户地去叫卖。到了中午时,我便赶着驴车来到我们乡政府的门口,并吆喊了几声“卖西瓜了”。这时,从乡政府大院走出来了一位穿着并不多新,但却很干净衣服的人,他来到我的车前,在西瓜上用手弹了这个弹那个,双手举起放在耳朵上听了又听。我知道这是乡下人买西瓜的习惯,这样他买了心里放心踏实。我便对他打保证说:“师傅,你放心买吧,生瓜是我的,并包换。”他笑了笑便拿起一个来让我称,我看他的眼睛又死盯着我的秤杆时。我说:“师傅,您放心,我每日出门卖瓜,我爹就对我说,价钱准卖,但秤杆上绝不哄人。”我让他看了一下秤,说:“师傅,您看这是67两,1斤是8分钱(那时的8分钱相当于现在的好几角钱),一共是536,您给我53分钱。”他笑着掏出了1元钱给我,还夸我说:“小伙子算账算得还精快啊!”我便把余钱找到他手中,他就再看也没看找他的钱就走了。但他刚走后,我发现我手中还有1毛钱,是刚才应找人家的钱怎么还捏在手中,我又赶紧追了过去,他已走进了他的办公室,我跟着进去说:“师傅,对不起,刚才给您少找了1毛钱。”他掏出刚才我找他的零钱,一看还真是应该是找47分钱,但只有37分钱。我放下手中那1毛钱,他便笑着问起我的名字,家住哪个村,啥学历?我笑着简单地回答了他的话,他听了后便笑着点了几下头。我便说:“师傅,我的驴车还在外面哩,我要去看我的驴车哩。”我就赶紧走了出来。

就在那年秋天,有一天,我们家突然来了一个乡干部,说是乡长让我到乡上去有事。我想我没犯啥事儿,我又不认识乡长,乡长叫我干啥?我便跟着那乡干部来到了乡政府,他把我领进乡长办公室,我心里好是一阵紧张,一看面前的人有点面熟,我一想,这不就是夏天买我西瓜,我少找人家1毛钱的那乡干部吗!原来人家是乡长。乡长笑着问我:“你还认的我吗?”我赶紧点头说认的,他又把我们家和我个人的情况细致地问了一遍,最后问我:“你想不想到乡政府来工作?”我赶紧接着回答:“想啊,咋不想呢?只是我命不好。”他说:“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,我们现在乡上要成立乡财政所,要招聘一名干部,我想来想去,你这个小伙子不错,账算得精准,人也诚实,我已向领导们推荐了你来应聘,你愿意吗?愿意就把这张表填写好放下,这名额争着的人可多着哩!”我接过乡长手中的表,赶紧点着头问乡长:“这好事是真的?”乡长笑着说:“不是真的难道是假的?”此时我心里好是激动,不知咋谢乡长哩,当时激动地都不会说话了呢……

没过几天,我被乡上通知参加了考试和体检,很快又通知我上了班,我成了一名乡财政招聘干部,再后来我转正成了一名公务员,还走上了现在的乡镇领导岗位,全家人也都搬进了城里。说实在话,我的这份工作,来之说容易也容易,说不容易也不容易。归根想起是我的爹曾对我说的话好,“价钱准卖,秤不哄人”。是那一毛驴车西瓜帮了我忙,是我错找了乡长一毛钱的机遇帮了我大忙,在当时,有人猜测说我和乡长是不是亲戚,还有的说我是不是走了乡长的“后门”,反正说啥的都有。但我始终坚守,做一个诚实的人,走好自己的路,机遇就会找上门去改变你的一生命运。

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母亲的顶针   

      2017老妈已是九十岁的人了,虽然早已不再做什么针线活了,但她手上的那枚顶针仍一直戴着,我妈说这顶针是我奶奶留给我妈的“传家宝”。

在记忆中,我小时候常围在妈妈身边,妈妈坐在煤油灯下,拽着长长的一根细线,一针又一针地纳着鞋底儿,或者缝补着什么。我们兄妹五人,还有爷爷,我的父亲,一家八口人,因此妈妈总有做不完的针线活,特别是过去本来就没有什么好布料做鞋底,都是我们已穿得不能再穿了的烂衣服布料,因此,妈妈做的鞋我们穿起来也比较费,再加上家里人多,记得妈妈总是每天晚上都在剪着鞋样儿,抹糨糊,粘着鞋帮和夹着底儿,一会纳着底,一会儿绱帮,一道道的工序在妈妈的手里熟练地延伸。

妈妈的针线活做得很好,这是得到过村里人夸奖过的,村里如有谁家要嫁女,就有邻居来求妈妈给她家女儿做双鞋,妈妈就答应下来。把那活做得是细针细线的,丝毫不能有一点让人看出的毛病来。就这样,妈妈每天都是在长长的夜里,拽着长长的线在灯下拽出如丝的岁月。每当我们已从梦中醒来,看到母亲在那暗红的灯下像一尊雕塑般的身影。

妈妈做针线活,全要靠手上中指上那枚顶针儿,那枚顶针其实是一件很普通的铜质顶针,戴在我妈妈手上,不管有多么硬的鞋底,都在它顶力的作用下穿过,但穿过每一针,妈妈又把线绳缠在顶针上把它勒紧,那鞋底鞋帮的针线也就透实缜密。就这样年复一年地把那顶针上的麻点小窝都已磨平了,如论是妈妈上地干活,还是在家做饭,她都没有把它取下来过,妈妈也从没说过顶针有啥碍事的话儿。

有时我瞅着默默劳作的妈妈就想,戴在我妈手上的那一枚顶针,就像是戴在了我妈妈手上的一个紧箍咒,把我妈妈的生活紧紧地箍在了上地干活,回家做饭,晚上做鞋缝补的圈子里。每一个日子,我们就在母亲用针线穿缀成的时光中一天天的长大。

有一次,我妈妈取下顶针放在了桌子上,我出于好玩,就拿了妈妈的顶针当戒指戴,和小伙伴们玩游戏,等游戏完后,我却丢了顶针儿,我急得大哭了起来,小朋友们虽然都来帮忙,找遍了我们玩过的地方,但都没有找到。后来我把丢顶针的事儿告诉我妈妈,我妈妈说要带我去找,我便带着妈妈来到我曾玩过的地方,经过好长时间,我妈妈终于找到了那枚顶针,从此我再没敢碰过我妈妈的顶针,生怕我给弄丢了,让妈妈伤心。

 如今我的右手中指也有一块厚厚的茧子,这是我握笔的象征,要比起母亲的手指来可就幸运多了,只有母亲知道她的手指是经过多少次的肉与针的磨练,多少次血化与浓,多少次的钻心疼痛才结成了茧,为此我要和母亲相比,我就差远了,这也是我不能原谅我自己的原因。

 

 

   根据这些不同年代照片,即反映了全家人当时生活,也真实记录了全家人的历史形象。现在大哥黄瑛育有一双子女,都已参加正式工作;二哥黄雄因患重病,于2015年去世,现年65岁,育有一双子女,现务家;三哥黄俊因早年妻子早世,也再无未娶,育有一双子女,一直务农,全家生活过较艰苦;作者于1985年参加工作,曾担任乡镇领导多年,现任地方志办公室主任。育一独生女,已成家立业。